一、余华直言，现在大学生就业太难

我同学宋总的孩子，去年大学毕业。他孩子被武大录取后请我们喝酒时就规划过，大学毕业了去加拿大读研究生。因口罩的原因，无法出国，在武汉投了超过100份简历，陆陆续续面试了二十几家，却一直没有收到offer letter。

老宋是一家大型国企的处级干部，他老婆曾要求老宋找领导把孩子弄进自己的企业，但因为前几年与上海另一家国企合并了，从领导到各部门，拍板的都是那边的人，老宋知难而否了。

前几天回武汉，老同学告诉我，中间还参加了一次湖北省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几千分之一，好不容易过了笔试，在面试环节还是被淘汰了。他孩子一年来“从早到晚”一直盯着招聘应用程序，十分焦虑。怕孩子想不通出问题，最后还是跟孩子沟通了，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

前几天，还看到@Jim博士 介绍余华到澳门城市大学开展讲座，谈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到提问环节时，一名学生就“孔乙己问题”提问：“有媒体认为，孔乙己无法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不能脱下长衫，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结果余华举了个例子，说北京的当代出版社要招6个编辑，结果来了6000多硕士、博士报名，而这个出版社，二十年前，本科生都不愿意去。

余华直言，现在大学生就业太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经济必须马上恢复，让孔乙己不用脱下长衫。

二、五月份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

我的亲身体会，余华的锐利观察，都指向如今青年人就业特别困难这个现象。大学应届毕业生还未毕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但青年失业率，就高达20.8%，比同期的18.4%高出2.4个百分点，创下国家统计局公布这个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横向比较，我们的青年失业率也非常高。不仅高于欧美等西方国家6.5%-14.3%的水平，比我们周边的日、韩、越等国家，要高3倍左右。

即便是如此之高的青年失业率，还是有众多的网民指责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率调查数据不准确，认为实际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青年失业率应该更高。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6月15日专门从三个方面予以解释。

一是青年失业率处在高位，比历史数据都要高；

二是进入求职阶段的青年人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失业的青年人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现在大家对青年人失业情况有些误解。

从总量看， 5月份16-24岁青年人总量大概有9600多万。但有三分之二是在校学生，未真正进入到劳动力市场。

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有3300多万，这3300多万当中有2600多万已经找到工作，大概有600多万目前还在寻找工作。

三是失业率统计口径与大家以为的就业有差异。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率统计标准，每周获得有薪水的工作一个小时以上就算就业。

国家统计局是一个专业的统计机构，其统计制度基本上都说依据国际组织的统一标准，结合中国国情谨慎制定的。统计制度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有关就业和失业统计的国际标准，都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动力统计框架为基础。

根据该框架，就业的国际定义，包括在调查期内每周从事有偿就业或自营职业超过一个小时的所有适龄工作人员。

欧盟的EU-LFS 中使用的就业标准定义，也遵循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指南。就业包括在调查周内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即使只是每周一个小时。

因此，我们不要纠结每周工作1小时算就业的标准是否科学，我们观察的是趋势和走向，只要数据可比就可以观察趋势与走向，就可以进行国际对比。

我们要关注的是：即便是大众极不满意的每周工作1小时的标准，我们青年失业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也远高于国际一般水平。

三、为什么中国青年人就业越来越难？

一般而言，青年人大学毕业之后，比较容易接受的去向：

一是继续深造，出国、读硕士博士；

我们最近十几年的大学扩招，无非就是延迟青年人就业高峰。从本科扩招到硕士扩招，再到博士扩招，莫不如此。

根据《中国青年报》上个月公布的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识一个或多个选择推迟毕业的人。由此可见本科毕业选择不进入就业市场而继续学习的比例之高；

二是考公，或者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最近十几年，选择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大学生比例逐年提高，因此也加剧了考公的竞争与内卷；

三是去外资企业；

四是去民营大公司；

五是自己创业。

但如今这五条路都已拥堵不堪。

第一个渠道，大学扩招已经到了扩无可扩的地步。而出国留学，每年二三十万的学费生活费，仅是高收入家庭的选择。这条渠道的容量无法增长。

2022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接近60%，比2012年的30%翻了一倍。今后即使所有的青年人都有机会上大学，大学入学率到顶也只能增加66.7%。

第二个渠道的容量因国有单位编制控制原因，也难以增长。

第三个渠道，近两年外资企业、包括为外企配套的内资企业投资重心已经明显移出大陆，重点在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供应链分散的重点区域。

外来投资呈现下降趋势，外企所能提供的劳动岗位越来越少。2021年外资企业就业人员已从高峰期2013年的2963万人回落到2395万人，减少了19.2%。

外来投资办企业的数量还在继续减少。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银行代客涉外收支表中的外来直接投资数据，外来对华直接投资金额在2021年4季度达到2107亿美元疫情防控期间的峰值之后，从2022年一季度开始持续减少。

到2023年一季度，已经减少到1584亿美元，同比减少了15.8%。2023年4月外来直接投资为520亿美元，同比减少了9.1%，这是自2022年7月份以来，外来直接投资连续第10个月同比减少。

与此同时，为配套外企供应链，本国资本也在加速流出，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加。2022年，我国资本对外直接投资674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9.6%；2023年1-4月，我国资本对外直接投资237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3.5%。

第四个渠道是民企，这是中国劳动就业的最大渠道。但民企能为青年人提供的就业岗位也难以增长。

前些年招聘大学毕业生规模最大的几家公司如新东方、阿里巴巴等，经过一刀切式整顿，有的已不复存在，存在的也在纷纷裁员。其他的民企，也在三年疫情防控中元气大伤，投资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大幅度缩小。

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为10.19万亿元，而去年1-5月为11.71万亿，同比下降了13%。这意味着民企所能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同比减少了13%左右。

第五是自主创业。根据麦克思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中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不足5%，而美国约为25%，日本约为15%。而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1%。

有人将中国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低，归咎为传统观念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误读。中国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低，主要原因应该是：

第一、创业资金难以筹措。

美国大学生的创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资金筹措渠道畅通。

从1951年成立科尔曼基金会之后，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创业投资基金，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援助；此外，美国官方的小企业局还以担保方式鼓励银行向小企业提供贷款，并对7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总贷款额75%的担保，贷款偿还期最长可达25年；另外，美国政府对创业大学生以资助和贷款方式提供直接的帮助。比如小企业的创办者可以直接从联邦政府得到5万美元的拨款作为启动资金。

而中国青年创业者除了从自己的家庭获取资金外，很难从其他途径获得投资。难以筹措资金，年轻人对创业只能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第二、创业失败的风险难以承受。

美国不仅有企业破产制度，还有个人破产制度，美国企业债务与企业股东区隔得又非常清晰。所以在美国创业失败，创业者一般不会因此失去个人财产，更不会因此不能继续创业。在美国创业失败，东山再起继续创业还会受到各方面的鼓励，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你每失败一次，离成功就接近一步。

这与中国创业失败就会一无所有，连打工都担心工资卡被冻结拿不到工资，出差无法坐飞机，无法正常生活的强制执行制度是有巨大区别的。

创业失败率高达99%，创业失败要面临如此可怕的惩戒措施，最高法院的强制执行制度让广大年轻人望而却步。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随着经济的壮大，就业形势将有所改善。但不可否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提高就业率的这个过程不会很短。随着6-7月份应届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青年人找工作估计还会经历更困难的一段时间。